设计要面向未来

 

　　　专访矶崎新+胡倩工作室 胡倩

 

　　　矶崎新+胡倩工作室是在业内受到尊重的建筑事务所，在设计实践中积极地向社会传递对于文化建筑的深刻见解，工作室合伙人胡倩女士在本次访谈中从国际与国内视野为我们详细解读文化建筑如今的发展。

 

　　　文化建筑是承载着社会主要的精神活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也是绝大多数建筑师梦寐以求的设计项目。矶崎新+胡倩工作室是在业内受到尊重的建筑事务所，在设计实践中积极地向社会传递对于文化建筑的深刻见解，工作室合伙人胡倩女士在本次访谈中从国际与国内视野为我们详细解读文化建筑如今的发展。

 

　　　问：您作为一个优秀的女性建筑师，在这个以男性为主的行业里，有什么感触？

 

　　　胡倩：如今女性建筑师越来越多，应聘我们事务所的也很多是女性。但是在我读书的年代，女性建筑师的确不多。我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的时候，270位学生里只有不到10名女生，导致我说的日文也是偏男性的用法。在日本做建筑要跟踪全过程，建筑、景观、室内装修和施工，盯现场的时候就会感到女性所带来的弱势与不便，甚至希望把自己头发染白来显得更成熟。再一点是结婚、生子对于女性来说也是一个问题，为了事业许多女性选择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

 

　　　问：像妹岛和世那样。

 

　　　胡倩：对，那样的状态在日本女性建筑师中很普遍。

 

　　　问：也是为建筑事业的献身。

 

　　　胡倩：对，在选择设计这个行业的时候，大家都是已经具备为设计献身的热情。

 

　　　问：能否介绍一下您是如何加入矶崎新工作室的？又如何来上海做工作室的主持人？

 

　　　胡倩：我是1996年到矶崎新工作室的，2005年回到中国，真正回中国是2007年。

 

　　　问：是因为中国这边有更宽阔的市场吗？

 

　　　胡倩：是的。我在日本进入矶崎新工作室也是因为工作室有中国的项目，否则矶崎新工作室是非常难进的，我在早稻田大学270名学生里排名第十，进入工作室才发现许多前辈们都是排名第一第二的。当时正好参与深圳文化中心的竞赛，整个工作室都是满怀热情地投入，我也表现出能够吃苦耐劳的品质，最终竞赛中标我也留在了工作室。之后的几年工作室里也只有我一个中国人。

 

　　　矶崎新最早接触中国市场是1994年，珠海有个规划的项目“海市”。在进行过程中发现这是一个当时不会实现的项目，老先生就将这个规划取名“海市”，像“海市蜃楼”那样是一个假想。我们也就将这个项目作为对于中国城市的一个思考实验来对待。从这个时候开始与中国有了一定的联系。从1994年到2004年，中国的项目一直是由工作室在日本遥控完成，例如天津泰达的雕塑、九间堂项目和深圳文化中心，来中国主要是进行与业主的交流。2004年由于喜玛拉雅中心项目巨大的规模而在上海设立工作室，也通过上海的工作室为中国的业主服务。矶崎新先生就把我派到上海来主持，并安排了在东京工作室非常核心的一只队伍来到上海。

 

　　　问：我曾经去过深圳文化中心，被其中之一的图书馆的公众性所打动，很少有城市的图书馆具有这种与民众互动的交流。大玻璃幕透过的阳光洒在一层层坐满读者的平台上，这个建筑在城市中完全活了起来。

 

　　　胡倩：我们的项目无论是理念上还是空间上，都是为了让建筑有更好的附加值，能够更好的运营。这就要求我们在功能上进行多样化，让建筑产生足够的附加值，这一点我认为在我们的项目中都做到了。当然也有遗憾，就是中国施工质量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十几年间有进步，但还是可以做的更好，现在和日本建筑在质量上相比还是相差很大。

 

　　　问：请问您在日本做建筑和在中国做建筑有什么不同？

 

　　　胡倩：我进入工作室后基本做的都是中国的项目，其中有两个欧洲项目，日本国内的项目非常少，基本都是改建扩建。我在日本做过几个文化建筑的改扩建，在日本做项目与和在中国最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对预算的控制。日本的文化建筑也大多是政府投资，和中国一样，也有预算控制，所不同的是日本建筑师对于预算控制非常严谨。并且在日本预算的控制是掌握在建筑师手上。而在中国，虽然也有预算控制的说法，但是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困难，尚没有设计的同时QS同步跟进的机制，往往QS滞后很多，对设计调整造成影响。

 

　　　其次，就是项目的持续程度。在日本，项目都是有设计图书，既有“图”又有“书”，只要有“书”在，项目就会一直进行下去。而在中国，项目很容易受到政府方面人员调动的影响。

　　 

　　　还有一点就是日本人在做文化项目时会软件先行或硬件并行，特别是博物馆类的文化项目展示工作的基本考虑会先与建筑设计，而中国则往往被要求先建外壳，以后再考虑填内容。

 

　　　问：您在中国做项目时，感受到和国内建筑师在设计理念上有什么差异？

 

　　　胡倩：矶崎新工作室的理念还是和国内建筑师相差比较大的。因为工作室在做建筑时是与流行无关的，尤其是在做文化建筑时，更多的还是考虑如何将内和外统一起来，也就是硬件和软件的关系。这个“软件”有更深刻的含义，会摆脱一些固有的形式。因为艺术家的表现形式在变化，他们也要创新，在这种情况下，提供怎样的内部就很重要。我们在做项目时也很希望有一个很聪明的艺术总监已经策划好要如何运营，但是这样的人非常少，更多的情况要我们自己来想象与把控。将多种可能性的空间融合起来，提供更新的符合时代发展的内部空间是矶崎新先生在做每一个项目都想要做到的。

 

　　　其次我们对于建筑的个性的考虑根据项目要求有不同的理解，更多的是去考虑建筑功能内外的结合。我们并不去刻意做外观，因为很多时候设计的项目周围全都是具有个性的建筑，这时建筑需要考虑的附加值就不是继续争奇斗艳，而是从它的内部空间着手，考虑到将来的使用状态，去预计拥有附加值的未来。只是这种做法在参加竞赛时，如果遇到有理解我们用心的评委还可以，但是大多数情况我们的这个想法都是第一轮就被淘汰。

 

　　　再有就是在城市设计上，矶崎新工作室是怀有很强责任感的。日本建筑师认为日本城市出现很大的问题，例如除去精心栽种做区分的植被，沿国道的城市开发千篇一律。这种情况无论程度还是规模都比中国低很多，但是日本建筑师还是认为这种情况是很糟糕的。矶崎新先生十分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再在中国出现，因此从十多年前就积极地提倡非私家车的交通出行方式，以及符合现代高速信息化社会的城市发展模式的各种城市提案。虽然受到的反应很少，但仍坚持一再地提倡，希望能一点一点地改变现状。并希望能影响大型设计院的设计思想，通过大型设计院巨大的力量，来让城市变得更加美好。

 

　　　问：这是一种对于设计的支持，那您有没有发现这几年情况在变好？

 

　　　胡倩：有的。情况在慢慢发生变化，但是变化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并且在不同的城市层级也有不同的变化，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变化比较明显，政府与审批机构都有愿意担责任的领导，我们也愿意倾尽全力把项目做好。另外就是开发商也有提高，比如喜玛拉雅中心的开发者戴志康先生。戴先生一开始就有传播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种渴望，矶崎新先生很看重戴先生这种决心，也愿意帮助他一起去构筑这个梦想。这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民营企业家来资助艺术发展。因此我们全力去付出，经过10年来完成这样一个建筑。

 

　　　问：能否介绍一下喜玛拉雅中心的来历？还有它的设计元素和卡塔尔国家会议中心之间的传承关系？

 

　　　胡倩：我们接喜玛拉雅中心这个项目，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商业与艺术的融合，里面的商业是在扶持文化，如果这个项目里面没有文化，我们应该是不会接的。而我们在做文化项目的时候的态度是，文化需要进步，我们的设计需要为这种进步提供支持。首先是软件。我们要为甲方考虑文化与商业的互相扶持，而这种扶持不只是商业里面放一个美术馆就完成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平层，你可以看到喜玛拉雅中心的大平层，210m * 60m，这样大的一个空间是相通的，里面既容纳商业也容纳文化。商业就是酒店的宴会厅，而旁边就是一个剧场，还有异形的美术馆和白盒子的美术馆，让各种的文化形式成为可能。一个音乐会可以在一个很好的画廊里演出，或者在做画廊的时候又可以加入精品商业，功能是相互之间可以借用的，不是一个明确的building type，而实际上喜玛拉雅中心本身也没有完全清晰的building type。

 

　　　其次是硬件。喜玛拉雅中心在建造的时候，周围没有标志性的icon建筑，也没有文化建筑。而喜玛拉雅中心要传播当代文化，需要把人流吸引过来，自身就要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建筑。这一点也做到了，但是有一点不同的是，我们不希望为了做形象而做形象，具体的方法就是这个曲面并不是刻意设计的，而是我们给结构师提要求，然后通过电脑自动生成的。这个方法源自国家大剧院的竞赛，当时因为时间关系为曲面屋顶做了一个简单的梁，竞赛之后我们与结构师都想优化这个结构，然后结构师用了5年的时间研究出了这个完美的结构算法，形态本身通过电脑自动生成，并且任何曲线都与结构相关。这种方法之后应用于一次意大利的竞赛，但是却被卡塔尔会议中心的业主看中，并变成了现实。而喜玛拉雅中心与卡塔尔会议中心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的曲面形态只是作为结构功能，喜玛拉雅中心的曲面形态则更进一步，里面容纳了剧场等具体的建筑功能。这个曲面不是没有道理的，而是剧场的功能要求和结构要求共同作用而产生的结果。

 

　　　问：这种功能模糊化的概念让我想起了OMA的许多设计理念。

 

　　　胡倩：对，从这点上来说是有一点相似，库哈斯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建筑师。但是个人认为相对于他的处理方式，矶崎新则会更加亲切一些，考虑人的感受多一点。

 

　　　问：你对于优秀的文化建筑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胡倩：我认为优秀的文化建筑无论是软件上还是硬件上都要承担起推动社会文化发展的责任。在软件上，可以提供社会文化发展新的可能性，内部的空间布局、流线等都要遵循这个要求；在硬件上，不追随流行，而是在建筑文化发展上尽可能向前跨一步。妹岛和世的21世纪美术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新意有能力的策展人和优秀的建筑师共同完成了这个美术馆，通过全新的管理模式和运作模式，形成和传统美术馆完全不同的展览模式，这就是一个推动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优秀的案例。

 

　　　问：您认为中国这几年在文化建筑上有什么发展？

 

　　　胡倩：中国这几年能够评论的也是几个国家级的文化建筑，因为本身的高定位，在各个方面都做得比较优秀。但是离开这个层面，很难说除了量之外文化建筑取得了质的发展。

 

　　　问：请问事务所现在除了文化建筑还做什么其他类型的项目？事务所以后的发展定位是怎样的？

 

　　　胡倩：我们工作室是不排斥任何类型的项目，但是因为在博物馆、音乐馆这些项目上做得好，许多同类型的项目就会找上门来，工作室本身又比较小，因此绝大多数做的还是文化建筑。前几年，工作室10%的项目是城市方面的，90%的项目是建筑单体，这其中60%是文化建筑，40%是其他类型的，例如九间堂这种高端别墅，还有会所。这几年又有所调整，城市设计内容比重加大，现在有四五个城市设计的项目在进行，占到一半。现在还有办公楼群项目在做。总之，无论做什么项目，我们都希望对社会文化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对城市有一定的贡献。

 

 

　　　【本期话题：城镇化时代的文化建筑】

 

　　　话题背景   

 

　　　当你置身法国卢浮宫博物馆、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东京都现代美术馆、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巴黎奥赛美术馆、巴塞罗那美术馆、悉尼歌剧院这些极富文化艺术气息的建筑中，心潮澎湃之余你可曾思考过——这些凝固的文化为什么会呈现出如此震撼人心的效果？它们的独特建筑文化仍然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游客纷至沓来。

 

　　　建筑的文化风格能深刻彰显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厚重的人文底蕴。文化如何在建筑中体现，既注重传统又融合时尚，既利用科技又不失个性，这是文化建筑设计师所面对的难题。2010上海世博会仿佛一场文化建筑设计的竞技场，各国场馆还历历在目，建筑师们的设计灵感无不源自各自国家的传统文化，呈现出的每个场馆都浓缩了一个国家的文化。

 

　　　中国建筑作为世界三大建筑体系之一，每一次的鼎盛繁荣都伴随着国家的安定和文化的欣欣向荣。随着国家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涌现了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建筑作品，它们正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对社会产生强大的影响力。

 

　　　在本次“城镇化时代的文化建筑”话题专访中，国内外建筑领域的专家、学者、设计师以对话的形式和读者分享他们近些年的研究和实践成果以及文化艺术体验，回顾总结城市建设发展中文化建筑的方方面面，为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建筑作品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