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建筑师黄声远：用建筑塑造和改良社区生态

　　建筑师黄声远与一群来自各地的自由青年专心在台湾宜兰推动建筑反省，渐渐扩及生态、水系及都市的多元再生。经过20年的“深耕”，他们的建筑遍布宜兰的各个角落，不仅被父老乡亲当成了自己人，在当地的公共事务方面，则成为一般民众某种意义上的代言者。

　　驻扎在台湾宜兰的建筑师黄声远和他的联合事务所“田中央”，并没有设计过什么吸引眼球的“大建筑”。作为以完成地标性作品为目标的建筑师的反面，黄声远的理想是用建筑塑造和改良社区生态，让居民可以在其中更好地生活。

　　在频频获得国内外各类奖项之后，学生和媒体给事务所带来了不少困扰，因为大家常常不请自来。甚至有大陆的学生不事先预约就大老远跑来敲门。黄声远曾经想设计一个15分钟的参观路线，如果有人来，就临时找有空的人带一带，当时执行长杜德裕不同意，因为光是台湾本地的学生和媒体，数量就已经很可怕。然而黄声远说：“如果一个人在学生时代看到一个这样的事务所，他的人生可能会改变，如果媒体愿意报道，对社会也会产生正面影响。”于是，直到现在，事务所的参观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黄声远仍然心一软或者一高兴就忘记时间，因此我们原定2个小时的采访也就变成采访加驱车导览，花了超过4个小时。

　　另外一个真的社会

　　宜兰火车站周边是“田中央”的一个将近35年的计划。从正门出站，左手边是一条保留了日据时代建筑的长廊，长廊尽头是以几米的漫画和卡通雕塑为主题的几米广场，全是公共空间，尚没有商业进驻;靠右边是由火车站旧仓库改建的文创街，第一间铺头是书店兼咖啡吧“旧书柜”，外观保留了仓库斑驳的旧貌;对面是绿色钢架结构的“丢丢噹森林”，钢铁“森林”圈住了下面真正的老树、休闲空地和运动场，作家黄春明的白果树咖啡屋也在那里，建筑本身是“旧米谷检查所宜兰出张所”。火车站附近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往往被商铺占据，但是黄声远希望保证这一区域的公共性，大家一出站，就能感受到宜兰浓厚的文化底蕴和慢生活气息。

　　除了被明确写在“田中央”履历里的“丢丢噹森林”，前面提到的几位其实也参与了几米广场和火车站旧仓库的改造。黄声远和几米是多年好友，几米对建筑也很感兴趣：“因为几米广场是老建筑，几米的画附着在上面的时候，反而有种说不出的真实感。”之所以没有声张，一方面是因为火车站项目还处于未完成状态，“会弄成什么样还不知道”，另一方面：“我最近知道，大家都没发现是我做的时候，‘议会’的反对声音就比较小，‘议员’都赞不绝口，如果先知道是我做的，可能有一半就……我等到做完才讲，就来不及回头了。”20年来，在与当地政府周旋方面，黄声远着实积累了不少经验。

　　记者：最近“乡村建设”这个话题在大陆挺火的，所以想从你这里得到一些“台湾经验”。

　　黄声远：已经很火了吗?太好了。你觉得宜兰是乡村还是都市?

　　记者：很难讲。

　　黄声远：对，我一直觉得乡村和都市还蛮难定义的。我其实没有觉得故意要谈乡村和城市，这种辩证可能本身制造了问题。我是台北市长大的，后来出国了，父母住在温哥华，叫我回台湾看着老家。有一个同学，我大学时候就很喜欢他，希望自己的小孩也长成那样的个性。他不是城市里长大的，城市里的人比较系统化，比较有礼貌，会察言观色，但是他很直爽，我们平常讲一些常识，其实都不见得对，他会讲到更有吸引力的更本质的部分。

　　记者：那么你选择定居宜兰是因为想住在大城市以外的地方，还是刚好有项目可做?

　　黄声远：当时宜兰中山公园那里要盖宜兰演艺厅，在讨论到底要做几面舞台，我那时候 31 岁，刚从国外回来，开会的时候随便乱讲话，领导就注意到了，然后就有了项目的邀约。

　　记者：现在的宜兰和你刚来的时候相比，变化大吗?

　　黄声远：因为住在这里，不太记得了。别人都说多了很多小房子，这一点我们自己也有原罪。可是住在这里实在太愉快了，无法抗拒。国民党怕大地主，“土改”之后全是小农，小农就不能不让后代在这里耕作啊。传统的乡村是不自由的，四点得煮饭，还不能搞同性恋，现在的乡村可能比城市还要好，因为有自主性，能够自给自足，城市里你只要断水断电，人很快就投降了。宜兰是富庶的村子，那些在台北当总经理的，周末也都喜欢回来，一样在田里做事。这里的年轻人回乡，是想走自己的路。

　　记者：火车站出来的“丢丢噹森林”，为什么要在已经有树和空地的地方架这样一排钢架?

　　黄声远：我的想法是，建筑师永远不是主角，我们是主角的时候就糟糕了，那做的东西肯定是很贵的，用了大量社会资源，应该是要批评的。但是这个森林没有办法，是保证公共性的策略。

　　如果这些铁树的骨架不够贵的话，以各种团体的能力，要改变原先的市政计划轻而易举。信不信?他们一定会把商场摆在这里。为了把权力从商业手里抢过来，这个广场一定要用一定的构造去占据，所以我们先把很贵的东西做进去，把文化设施包在下面，老树也会被留下来。这样就没人敢拆了，拆的话很多人会说你滥用公共资源。

　　记者：不过你们也要和民众沟通，确保他们的支持吧?

　　黄声远：每个项目都要和民众沟通，其实也不是沟通，他们才是老板。在小地方住，人脸都熟的，如果你要弄个什么，通常附近的人都会听说，他们也会通过某种方式，比如熟人，来告诉你他们的想法。我是不赞成开会的，开会都是搞政治而已，比谁的意见重要，我们想要知道隐藏的和有创意的意见。所以事务所在地性特别强，我们不是为了某个项目才做个统计，那个没有用，私下聊天才有用，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项目可以撑那么久，政府换了还在，政客也知道的，民意在那里，他最多骂骂你，骂过头了他就倒霉了。有另外一个真的社会。

    　没有机制的事务所和全面透明的生活

　　从宜兰市中心打车到“田中央”所在的建业路428号，大约10分钟。事务所在外观上与周围的农民小楼毫无二致，必须走近看门牌才能知道是哪一栋。按了门铃之后，里面走出一个衣着随便的年轻人，自我介绍说是此前通过电话和邮件的谢郭耀。来采访之前，记者打过事务所的座机好几次，每次接电话的都是不同的人，而且都会问是哪里找。他们提供的邮箱地址，也并不是某个负责接待的同事的邮箱，而是整个事务所的公用邮箱。

　　黄声远是台北人，分别在东海大学和耶鲁大学拿到建筑学学士和硕士文凭，1994 年起定居宜兰。起初，为了推进项目，他在研究地方治理上花了不少时间，“也是在那里学视野，否则我也不知道原来台湾的水库、河海工程和矿场是这么搞的，就像再念研究所”。不过现在，这个阶段已经过了，事务所有人管工务、有人管法律事务、有人管财务，他就回到本业，更多在设计方面给意见。

　　记者：你的事务所一共有多少人?

　　黄声远：我搞不清楚，要问他们。可能不到 30 人。曾经有 35 到 40 人，有点太多了，我觉得 15 到 25 是个不错的数量。但也没办法太挑，因为人是要慢慢养成的。现在人数还蛮稳定，这些人进进出出我也分不清楚，有合伙人在这里项目做了一半，拿到美国的 Offer 就去深造了，之后要回来也可以回来。

　　记者：机制上比较灵活。

　　黄声远：没有机制。事务所 10 年以上的人超过一半，我们已经比较像亲戚了，我对他们很客气，就算里面有一半是我教过的学生，我也忘记曾经教过他们了。因为很快发现他们的能力比我强，能把事情搞定。给意见其实不重要，动手很重要，事情确实是他们做掉的，如果你要很凶，那你就自己做啊，我不想过这种日子(笑)。我连把东西收拾好都不行，只是有人脉可以让事情发生，所以很需要另外个性的人把事情真的做到，那才算数。我真的很幸运有他们帮忙。

　　记者：你在台湾很多大学任教过，现在“田中央”也会带学生，你是什么样的老师?

　　黄声远：我是非体制内的驻校建筑师，和学生比较亲密，一般只带四五个。现在东海大学会送研究生到工作室来，做一些地方研究，我也会坐火车去中原大学，住在那里和学生聊聊天，还有一些和国外的合作，拿宜兰当研究题目。我现在太慈祥了，对学生很好，找个年轻人当老师，效果会比较好，否则他们东西都不好好做。有两次我都引咎辞职，因为花的时间不够多，回馈也不够，学生做出来东西不够好。可能现在我中年一过，见山又是山，讲的东西太简单了，学生没兴趣(笑)。

　　我也是宜兰大学的正教授哎，台湾奇迹。我根本只是硕士而已，也没有论文，但是因为有作品，糊里糊涂升等了。有些老师，对教育特别花心思，但是论文就少，我就帮他写报告推荐，否则他永远没法升等。不过要首先确定他是好人，这在台湾一点也不难，小地方，谁会不知道啊。

　　记者：现在事务所有执行长，你是不是仍然每个项目都参与讨论?

　　黄声远：有哎，但我是被动的，他们有问题来问我，会故意把做的东西放在我会经过的路边，如果我走过都没有说话，就代表没事。我在外面跑得比较多，知道有哪些是人家已经试过的，所以大家也都希望我先看一下，免得白做。大多数同事还是希望我在事务所多待，一般公司大家都不希望老板在，我们相反。我每天晚上都回家吃饭，出去之前就会一直被抓住。有时候我就等我小孩睡了再回来。我还是很像在学校当老师，讲个大概，给点意见，但不会坚持。我们很有默契，我很喜欢这样。

　　我觉得城乡不是按照密度和样子分的，我们很早就决定，我的合约是全部公开的，财务和时间也是公开的，比较像农家，大家换工，没有秘密。我连我们同事的工作怎么分配，也没有命令，大家协调来做，互相教育。如果他缺这个能力，我们反而让他先做这个，有人教他，这样整体水准可以向上拉。而且宜兰地方小，如果有个案子碰到问题，有经验的就马上去看。有制度的公司不是这样，一般的案子他就给你一个中级的人来做，做不来就不上不下的。人在第一次做事的时候是很认真、很细腻的，可是又可能会犯错误，所以我们全部人一起上。我们细腻度和层次都和这个有关。

　　记者：所以虽然你是事务所的老大，但并不是一般以为的做决定的人。

　　黄声远：搞不好我是历史上最舒服的建筑师，他们也很宠我，知道我不太会真的做决定。我们经历过戒严时代的，从小被人做了很多决定，所以当你今天有机会做决定，还是不想替别人把决定做掉。我们很多项目都没做完，这里也是没弄完就搬进来，我期待它自己生生不息。我不太会在工地上发表意见，我要维持他们的权威，如果我在现场讲话就糟糕了，而且我是中间插进去的，也可能讲得很白目。讲难听就是，我挑我喜欢的事情做，其他的由他们补起来，往好的方面想，如果那些事情刚好也是他们很想做的，就最好了。

　　记者：为什么我每次打事务所总机过来，接电话的都不是同一个人?

　　黄声远：我没有固定总机，没有固定助理，电话是随便接的。混着接电话，大家就比较容易理解旁边人的情绪，也都知道旁边人在做什么，可以互相照应。不过我也得忍受我的行程是混乱的，但非做不可的事情，一定会有外力推动的，不会漏掉。

　　我在练习一件事情，我的手机、所有私人信息是和办公室里的电脑连着的，我没有私人信箱，短信全部公开，办公室的人会看到，所以我和我小孩说不要照我裸照。因为要有人帮我处理事情，谁来管无所谓，总之这个事情不能掉地上。我唯一要忍受的是做一个没有私密性的人，其实这个世界没有私密可言，也蛮好的。唯一比较私密的是比如现在我们坐下来聊天，可是我通常都假设有人在听，当作全面的透明。我一样过得很高兴。

　　全面的善良会让事情变得很简单

　　位于宜兰县罗东镇的罗东文化工场可能是“田中央”设计的最令人瞩目的建筑了，它延续了黄声远向来的设计风格和理念，看上去是个相当开放的大架子。尽管这是一个举办高规格演出和展览的场所，却丝毫不给人“殿堂”的感觉。

　　和“丢丢噹森林”以及改造宜兰酒厂的想法一样，黄声远用巨大的钢架为周围的居民们圈出了一片可供休息玩耍的场地。钢架很高，人在下面几乎感觉不到建筑物的存在，一侧的小河道、成片的绿化和起伏的地势使这一区域更像个大公园。演出场地安排在地下，狭长的展馆则悬空在头顶，人们可以随意穿行，不会因为它而需要绕道才能抵达城区的另一边，也可以乘电梯上到顶层露台，俯瞰整个罗东的景观。如果天气好，演出和各种活动也可以在室外举行。

　　在网上搜索罗东旅游信息，文化工场绝对是必去经典。可是当初，“田中央”对文化工场的设计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疯狂攻击这个项目，想要把这块地方变成商业区。所以这个项目从 1999 年开始到 2012 年建成，几度险些搁浅，足足花了13年。

　　记者：我也不太想得通，为什么有人不喜欢罗东文化工场。

　　黄声远：其实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同的价值观，因为政府想的是一个殿堂一样的地方。可是造成殿堂一定死定了，宜兰市都养不起一个殿堂，你还造第二个?这只是个五万人、十万人的城市，但有公共性的需求。你要造得够大，使他们感到有尊严，架势要让海外的人也有兴趣来，可是平常的维护成本又要低。我们的条件就是空嘛，舒服、另类选择，这些特质是能和国际接轨的。

　　记者：在大陆，尤其在乡村里做建筑，和官员的在职和离任有很大关系，可能下一任为了政绩也好、较劲也好，就要在政策上区别于前任。

　　黄声远：台湾也会这样，换党的时候，文化工场的计划也有被推倒的可能，可是没有成功。律师团跟我说，你要是告政府，肯定赢，还可以拿钱。我忍住不去告，因为同事画图很辛苦，我要让这个项目做起来。一直耗到“大选”前半年，不敢不盖了。如果这个事情是对的，他就改不了。所以我们做的绝大多数是公共建筑，因为私人业主可以说不干就可以不干了，所谓给私人做的也蛮公共的，比如云门舞集的排练场。只是还没有机会做过商品房，还蛮遗憾的。如果那个真的研究对了，可能可以让很多人的生活发生改变，这也是社会性的。不过也说不定商品房的机制本来就是错的，也许是缘木求鱼，金钱游戏占的比重明显大于对人性和品质的追求。我后来想想没有也就算了。台湾政府很早就放弃了社会性住宅，让住房进入市场，可能是会被批判的。现在年轻人都买不起房，变成无壳蜗牛。

　　记者：做住宅是你曾经的理想?

　　黄声远：现在当然还是想。其实是我自己不用功，如果我把全部力气放在上面，应该还是可以产生一点火花的。但那样就要放弃现在这样的好日子，我也没有那么神圣。

　　记者：如果大陆有人找你盖住宅，你会有兴趣吗?

　　黄声远：真的有哎，我昨天还收到大陆一个领导的短信。我不知道，你觉得有可能做好吗?没有一件事是随便做做就成的，现在我们做的东西好，是长期磨合的结果，是很细腻的。如果真的让我去大陆，三两下做个东西出来，很可能只是移植，也许是烂作品。

　　记者：大陆的政府可能需要的是思路而不是具体的项目。

　　黄声远：这可能真的是好事，我相信他们是善意的，我也很不好意思(拒绝)。可是你看我们做模型的速度，我怀疑大陆可不可以接受我们这么慢的速度，否则我们的人手，可能撑不起来。大陆速度那么快，人都是受过竞争的，说不定真的智商比较高。反过来如果我们做不出在宜兰的这种品质，那叫我们去干什么?我没什么信心。从逻辑上讲，事在人为，是可以的。我拼了老命冲进去，多少可以扳动一点点。可是我还是很自私地不想放弃好日子，而且我还有老婆小孩，有点没种。还有我们现在做的，台湾的其他建筑师也做不了，我们希望通过建筑不断把制度和体系变得更好。

　　记者：你们的许多项目都处在未完成状态，或者很多年才完成，那么从运营上讲，收款怎么办呢?

　　黄声远：大家也很奇怪为什么我们还在，其实不用花太多力气做管理，力气应该花在真正解决问题上，可能我们正是因为没有花时间在那上面才没倒掉。我们不是只靠个项目的钱，同时还在做别的事。人生不是做项目，自然的状态本来就是所有事情绞在一起的，这个没给你钱，可能下一个项目就很快给你钱。会计也很诡异，没法算，可是我们已经 20 年了，证明没有问题，钱没有流到谁的口袋，也没有消失。唯一的问题是，有一天我不做了，那么这个怎么结束呢?

　　记者：是啊，你走的时候，要拿走多少钱呢?

　　黄声远：所以我们要变成联合事务所。我也是其中一个拿薪水的，我走的时候心里不要认为这是我的就行了。我们是合伙人制度，钱是我出，可是东西都是他们产生的呀。我要负担所有的法律风险，后来我想，这风险和被车撞了也差不多。他们的图拿来我就签字，我不看的，因为我看了他们就不看了，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绑在一起的。有时候我们也会被罚钱的，罚了我讲也不讲，因为他们已经很难过了。

　　所以我们长期来看是达到了很好的平衡，目前大家都可以养活自己的家人。我们从来不收回扣，很干净，我在工地上提意见，业主也知道我不是在要钱，我只是眼睛比他们好，看出这样做对公共利益更好，公共的东西他也要用的，也就摸摸鼻子认了。所以我们是在一个善意的环境里，全面的善良会让事情变得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