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桥梁专家——茅以升

　　 1月9日，是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120周年诞辰。大乔君在十天后看到了《人民铁道》报记者雷风行先生于30年前（1986年1月14日）发表的一篇关于茅先生的通讯稿，当时茅先生还在世，一定看过这篇稿件。大乔君又在资料库里找出几张茅先生生前照片配在文中，希望与朋友们一同品读茅先生的桥梁人生。

　　人们常用天上彩虹来比喻人间桥梁。每当我们乘坐列车飞驶过武汉长江大桥、钱塘江大桥时，会很自然想起飞架彩虹的开拓者、国内外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

　　1986年1月6日，我高兴地参加了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的祝贺茅老从事科研、教学、科普工作65周年暨90寿辰的集会。望着眼前这位银发苍苍、精神矍铄的老前辈，听着人们赞誉他以身许国的一篇篇祝词，我不禁想到茅老说过的一句富有哲理性的话：桥，为了与人方便，它不但在地上通连道路，而且化理想为现实。
　　少年立志造大桥
　　1896年1月9日，茅以升出生在江苏镇江一个“寒士"家庭里。他从小在南京长大。父亲茅乃登当时在江南官书编译局任编辑，对孩子们的教育很重视，当以升七八岁时就把他送进了新学堂——南京思益学堂念书。茅以升自幼聪慧好学，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算术、地理等新课程，幻想着长大后当个数学家、工程师。
　　可是少年时遇到的一件小事，却使他与造桥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是1906年的事了。每年端午节，在南京市的秦淮河上，总要举行热闹的赛龙船。这年端午节的前一天，茅以升就和同学们约好了明天去秦淮河看龙船。偏偏这天晚上他胃病犯了，疼得一夜没睡好觉。第二天清晨，妈妈说什么也不让他出去。
　　端于节这天，他只好待在家里。晚傍，一位同学气喘嘘嘘地来家里告诉他：“不好了，秦淮河出事了!你幸亏没有去，如去的话，也可能会掉到河里!”原来这天在文德桥上挤满了看龙舟的观众，人太多，竟把桥挤塌了，不少人落下水去，有个同学还几乎遇险。
　　这个消息像一块巨石投进了平静的湖面，在少年茅以升的心里激起了千层浪花。他的眼前出现了桥下人们落水呼救的惨景。十岁的茅以升两眼含满了泪花，他暗暗下定决心：“我长大了一定要学会造桥，为大家造最结实的桥!”
　　从此，茅以升对造桥发生了兴趣。他经过桥时，总要注意观察桥面、桥桩，久久不肯离去；读到有关桥的诗文，就摘抄在本子上；见到有桥的画，就剪贴起来。
　　15岁那年，茅以升从江南中等商业学堂毕业。为了实现造大桥的理想，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唐山路矿学堂，并选学了桥梁专业课。
　　1912年秋天，孙中山先生视察唐山路矿学堂。茅以升聆听了孙中山鼓舞人心的演说：中国要富强，离不开交通运输，仅交通开发一项就要修十万英里铁路，一百万英里公路。希望大家努力学习筑路、造桥，承担起历史重任!
　　茅以升进一步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担。1916年，他以毕业考试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唐山路矿学堂；不久又以第一名的考试成绩，考取了清华学堂留美官费研究生，当年赴美留学；他在美国卡耐基理工学院获得工科博士学位，是该校创建后的第一位工学博士。
　　钱塘江上第一桥
　　1920年，茅以升谢绝了洋人的聘书，怀着为祖国桥梁事业献身的满腔热情，回到了养育他的故土。
　　可是，祖国大地战祸不断，满目疮痍，铁路和桥梁的修建权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茅以升在归国后的13年里，空怀壮志，一直没有造大桥的机会，只能在大学里教教课，参加过几次修桥工作。
　　1933年3月的一天，正在天津北洋大学任教的茅以升，突然接到一位朋友的来信，邀他去主持设计建造钱塘江大桥。多年来盼望造大桥的理想总算有眉目了，茅以升激动不已。但作为一位桥梁专家，他也深知在钱塘江上造桥难度很大。
　　“钱塘潮”汹涌澎湃，破坏力大；江底流沙深达40米，地质复杂。有些外国人曾断言中国人不可能在钱塘江上造桥。
　　面对重重难关，茅以升想得很多很远。他想到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祖国铁路和桥梁的修建权一直把持在外国人手里，济南黄河大桥是德国人建的，郑州黄河大桥是比利时人建的，蚌埠淮河大桥是英国人修的，松花江大桥是俄国人修的，珠江大桥是美国人修的……难道是中国人自己不能建大桥吗?不!中国人民千百年来曾修建无数座桥梁，隋代建造的驰名中外的赵州桥迄今巍然不动。作为一位中国桥梁专家，岂能在钱塘江前却步?想到这里，他毅然辞去了北洋大学的教授职务，去杭州担任了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
　　茅以升和同事们在重重困难中奋力前行。为了治服流沙，打好桥基，他采用了“气压沉箱法”；为了抢时间、争速度，他大胆地采用了“基础、桥墩、桥梁上下并进，一气呵成”的施工方案。特别是在最后的一个月里，日寇飞机经常来工地骚扰、扔炸弹，茅以升临危不惧，在战火下坚持作业。经过两年半的日夜奋战，1937年9月26日，钱塘江大桥的铁路终于通火车了!
　　钱塘江大桥是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全长1453米，公路、铁路双层桥面。它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完全有志气、有能力建造现代化大桥!
　　人生征途上的奋斗之桥
　　1949年5月，饱经忧患的茅以升，迎来了上海市的解放。他在上海解放后第十天的纪念工程师节大会上热情演说：“我们要以解放的工程师，来建设解放的新中国!”他风趣地对陈毅市长说：“我们是工程师，共产党是建设新中国的总工程师!”表达了他紧跟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决心。
　　就在这一年，他参加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新中国诞生的大典。新中国成立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新中国的建设。
　　那是1951年金秋的一天，周总理主持召开政务院会议，讨论武汉长江大桥筹建方案。茅以升被邀请列席参加。周总理对茅以升说：“你有造钱塘江大桥的经验，希望你对这座大桥多多出力!”这是多么深切的期望啊!
　　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鼓舞下，年过半百的茅以升担任了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主持修建了武汉长江大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是桥梁史上光辉的一页。为此，茅以升曾先后在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作了关于武汉长江大桥的讲演。
　　1958年，北京兴建人民大会堂，茅以升作为土木工程权威，担任了结构组组长。有一次，周总理亲自审查人民大会堂的安全程度，明确指示：“要茅以升组长签名保证。”茅以升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对人民大会堂结构设计审查核算，最后签名送上。
　　茅老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桥梁专家，而且还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曾任天津北洋大学校长、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院长，解放初又出任由北京、唐山两院合并组成的中国交通大学校长。他献身教育事业，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铁路工程建设人才，桃李满天下。
　　他长期担任铁道部科学研究院院长。经过30多年的呕心沥血，这个当初只有几十人的小所，已成为专业齐全、力量雄厚的综合性研究院，为发展我国铁道科技、提高运输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孜孜不倦地坚持科普写作，撰写了《钱塘江桥》《武汉长江大桥》《中国古桥与新桥》等，主持编辑了《中国桥梁技术史》。1963年毛主席看了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桥话》后，对他说：“你的《桥话》写得很好！你不但是个科学家，还是个文学家呢!”
　　茅老对自己走过的漫长历程，曾有一段精辟的总结：“人生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
　　朋友，让我们学习茅老精神，架起奋斗之桥，去到达理想的彼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