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城市规划之父”刘太格
“今天的新加坡是一座花园城市，每天都在上演着新的故事，城市是一部高效的生活机器，我们在规划中非常注重城市功能的发挥，但城市又不仅仅是城市功能的发挥，城市更应该是一幅多姿多彩的图景。”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市长班”，面对来自辽宁、广西、广东和江苏四省的官员学生，“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先生将自己对于新加坡规划的经验积累和对中国城市发展的观察，浓缩为两个多小时的课程，并在课后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城市是独一无二的 规划要做就做一百年
“没有哪个城市的资源禀赋是完全一样的，只要方法做得对，每个城市都可以走出新加坡的成功。”
不仅仅是佛山，国内城市在发展中屡屡遭遇规划总是赶不上变化的尴尬，城市总体规划、交通规划等林林总总的城市规划常暴露出短视、善变与不切实际的弊病，甚至有人总结“规划规划”就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不如领导一句话”。国内城市规划的“善变”与偏离实际令刘太格感受颇深，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国的城市规划还处在探索阶段，我已与国内很多城市谈了恋爱，但这些恋爱最终结局是失恋。如果在合作中能为中国城市提供80%的贡献，我就要给自己打满分了，但每次合作的最终结果，国内城市真正消化吸收30%就不错了。
“中国很多城市的地卖得很贵，城市森林的发展速度是不可想象的快，以至于规划赶不上开发。”刘太格曾强调，“规划就要规划100年”，但国人对“100年”这个概念难以接受，“即使这样，我觉得至少也要规划60年。”
刘太格是新加坡“花园城市”和“居者有其屋”理念的实践者，他在上世纪60年代新加坡刚建国时回到故乡，任职于建屋局，后任重建局局长与总规划师等职务。参照新加坡的城市规划，在建国规划之初，该国预计100年人口规模达到550万人，但2013年人口就已达到530万人。
“我把城市当做一部机器来规划，历史文化、自然资源、道路畅通、高密度但不压抑等，少一个零件都不行。”刘太格说，在这方面，国内城市不够重视。
总体来说，城市规划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不是靠规划者的个人才华进行，包括新加坡总理在内，任何人不能随便更改规划，如果有改变，只能是有序的调整。事实上，时至今日，新加坡真正有特色的房子很少，大部分建筑只是背景建筑，是“合唱团”的团员，少量标志性建筑才扮演着“独唱者”的角色。
“没有哪个城市的资源禀赋是完全一样的，只要方法对，每个城市都可以走出新加坡的成功。但在中国，在珠三角，每到一个地方，感觉城市都差不多。其实，每个城市有不同的身份，要用不同的手法来处理。”刘太格说。
城市可以做到既高密度又很舒适
“我们要本着与土地谈恋爱的立场来做好规划，要珍惜土地，要有感情地去规划开发。”
“未来的21世纪，亚洲城市必定是高度城市化的，城市开发量巨大，虽然中国已建成地很多，但也面临大量重建问题。”刘太格提出，城市化关乎未来地区的发展，应更严谨地处理城市规划。
他特别强调城市发展中的政府责任：一个城市做得好不好，在于政策制定者、在于权威的主导，但有些城市缺少耐心。“城市开发的软件不能超前，必须与时俱进；硬件规划则必须超前，合理规划以求起步正确。这就要求规划者必须眼光超前，把规划做好，规划做好其实是省钱的动作。如果城市硬件粗制滥造，市民和城市是要长期遭殃的。”刘太格认为，在规划中首要考虑的是城市需要而非能力，“没有钱规划开发就先把地保留下来”。
刘太格说，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责任是宏观设计老百姓生活的舞台，民间则是微观地表演人生戏剧，政府要把城市的总规、详规做好，但城市的设计、建筑与微观设计、市民活动要交给民间来做，“如果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政府缺位了，民间会趁机以项目引导城市规划”。
在新加坡，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的纬一工业园，历经10年开发，土地也仅动用了1/10，“做工作不要求快，但求精致，相比之下，中国城市目前的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刘太格说，中国国内非常关注宜居城市的概念，但城市密度高不一定不舒适，城市通过好的规划可以做到高密度但不压抑，居住也很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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