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其关键点是确定了能源价格改革的基本目标和方向，摆正了政府参与能源市场的位置，这将有益于我国能源价格的进一步改革。
透明价格机制未必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上涨
对于电、油和气的价格，作为基本消费品(必需品)，政府不会置身事外。考虑到目前社会对能源稀缺和环境污染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即使进行价格改革，能源价格也很难大幅度上涨。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过快地提高能源价格，不一定会起到节能的目的，反而可能会使老百姓寻找有害于环境的替代品。如煤炭价格大幅度上涨，可能会迫使老百姓采用薪柴来供热;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电，则还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生产效率。因此，能源价格的波动是否在百姓的承受能力范围内，是否会影响到基本用能的保证，都是政府在价格机制设计中应当考虑的。
能源的特殊性，在于它既影响稳定又影响发展。对竞争性环节价格，现阶段政府的正当干预还是不可或缺的。抓手应该是建立透明合理的能源价格机制，辅之以公平有效的能源补贴设计和严格的成本监管。
需要说明的是，建立透明有效的价格机制，不一定必然导致能源价格大幅度上涨。在价格机制设计上，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补贴来影响价格水平，这样可以降低改革的难度。如成品油价格，可以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利用补贴将价格维持在某一水平。透明的价格机制可以明确告诉消费者，在能源价格形成环节中，哪些环节是由财政补贴的，补贴了多少。每个环节都清楚地让消费者知道，就能使价格上涨的事实更易为大家接受。
目前，政府的成本加成定价存在许多问题，因能源成本不断上涨，导致能源价格持续上涨。首先，只要由政府定价，就会被理解为政府在涨价，而不是市场涨价。涨价是政府不愿意做的事，因而导致能源价格长期低于供应成本。其次，政府常常很难向公众解释这种状况：能源紧缺时，价格要涨，能源过剩时，价格也要涨。没有明确的定价机制，价格的风险预期就不明确，能源企业就必须博弈，甚至与政府和消费者博弈。不让价格博弈影响经济运行和社会稳定，政府需要通过改革建立合理透明的价格机制，并且尊重价格机制。
经济转型和环境治理需要市场化的能源价格
一直以来，能源行业的种种问题和矛盾，都可以追源到缺乏透明合理的价格机制，企业运行和投资因而将充满不确定性，导致企业发展缺乏有效战略规划。能源价格调与不调，常常各方面说法都有道理，权衡的过程往往会使决策滞后，造成经济社会损失。进一步说，即使政府的能源成本加成定价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有其必要性，但是政府居于经济发展中心的地位已经改变，经济转型和环境治理需要市场化的能源价格。
首先，透明合理的价格机制，有助于公众支持能源价格改革。能源价格应该由供求关系决定，在能源需求日益增长、供应日趋紧张的情况下，能源价格的上涨是合理的。那么，为什么每一次改革和涨价都会受到质疑呢?因为，缺乏价格机制的政府成本加成定价，对于公众来说，常常是一笔糊涂账，加上我国能源企业相对垄断，又是国有的，公众对价格上涨常常就会因为不理解而难以接受。他们会认为，价格不能涨，企业应该从自身分配机制的改革入手，而不是把生产成本的增加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只有在透明合理的价格机制下，涨价的理由才有可能被公众所理解和接受。当然，公众理解的前提是价格机制可以保证能源企业的成本透明。
其次，放开竞争性环节能源价格，可以与能源补贴共存。能源价格改革需要考虑实际支付能力，能源价格的国际接轨不等于消费者必须支付国际市场价格。承受能力是相对于收入而言的，此外还有社会公平的问题。因此，政府对某个消费群体和某个需要鼓励的行业进行补贴，是必须的也是可以接受的，重要的是补贴的设计应当合理、有针对性，并有利于向市场化过渡。
再次，透明合理的价格机制，还可以鼓励国外资本和民营资本参与能源投资。在目前国企一家独大和价格由政府控制的情况下，仅投资放开还不足以吸引外资和民营资本的进入。如电力发电行业已经对外资和民营企业开放了20多年，但我们并没有看见外资和民营企业的大量进入，反而看到的是外资的退出。由于外资和民营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也就是成本最小化，它们的进入或许可以为能源行业设定经营底线和必要的财务纪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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