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铁路,在高速时代遇上“成长烦恼”

2013-06-06 249 0
核心提示:高铁已经不仅意味着一种速度,更成为一种新的距离观念,一种新的资源流动模式。它一定会深刻地影响区域经济生态变化,带来人际交


高铁已经不仅意味着一种速度,更成为一种新的距离观念,一种新的资源流动模式。它一定会深刻地影响区域经济生态变化,带来人际交流、物资交换和更多领域及层面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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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已经不仅意味着一种速度,更成为一种新的距离观念,一种新的资源流动模式。它一定会深刻地影响区域经济生态变化,带来人际交流、物资交换和更多领域及层面的调整。■ 余 旖

中国历史上第一条运营铁路,是1876年通车的上海吴淞铁路。吴淞铁路建成时全长4.7公里,列车速度仅为24~32公里/小时,和今天自行车爱好者的普通骑行速度大致相当。这条铁路建成不久,清政府就用28.5万两白银的价格,从英商怡和洋行将其买下,随即拆毁。

如果从这个狼狈的起点开始算起,铁路在中国已有137年历史。但国人更熟悉的,则是1909年通车的京张铁路,那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施工铁路的肇始,詹天佑的名字永远与之联系在一起。

“筑路潮”书写新中国西部传奇

经历了晚清和民国,到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共有约2.18万公里铁路。但是,由于彼时中国铁路的投资、建设和运营都过于分散混乱,官办、商办、官商合办、中外合办、外国人独办,“大杂烩”局面令铁路标准不一,装备杂乱,技术和运输能力都极为落后。仅以机车为例,到1949年,中国可统计的4069台机车,竟分别出自9个国家的30多家工厂,机车型号多达198种,被戏称为“万国机车博物馆”。而2.18万公里铁路中,能够维持通车的也只有1.1万公里。

从1950年开始,特别是1953年“第一个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后,中国铁路迎来一个大规模建设时期:成渝线(成都到重庆)、天兰线(天水到兰州)、兰新线(兰州到乌鲁木齐)等骨干铁路开通,西部首次跑起了火车,大陆腹地的交通状况改天换日;1957年,长江上建起第一座铁路桥——武汉长江大桥,这标志着中国铁路和桥梁技术都获得重要突破;而1958年开通的宝成铁路,则是中国拥有的第一条电气化铁路……这些成就不仅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也提振了国民信心。

这一铁路建设的高涨阶段,后来被形容为新中国第一次“筑路潮”。

经济复苏缺不了的“火车头”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令整个中国陷入经济滑坡和生产困顿,尽管如此,由于有近军事化管理的计划性和封闭性,中国铁路仍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包括贵昆线(贵阳到昆明)、成昆线(成都到昆明)、襄渝线(襄樊到重庆)、太焦线(太原到焦作)等铁路干线相继建成通车。特别是成昆铁路等,突破了地质上的“筑路禁区”,这对幅员辽阔、地形复杂的中国而言,意义重大。

1976年后,中国从十年浩劫中苏醒,开始恢复元气,国家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铁路对于国民经济和百姓生活的意义凸显。1978年秋天,邓小平在日本考察新干线时,感慨地说:“像风一样快,我们现在很需要跑!”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中国经济的落后以及亟待奋起的紧迫感,最直接最痛切的体会,显然正来自于中日两国铁路速度的对比——当时,国外高速列车的时速已达300公里以上,而中国旅客列车的平均旅行时速还只有43公里。

从1950年至1981年的32年间,中国修建了38条新干线和67条新支线,到1981年底止,内地铁路营运里程也已经超过5万公里,全国铁路网骨架基本形成。但是,铁路极低的运输能力,仍然严重阻碍着经济发展。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到20世纪末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并指出“铁路运输已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一诊断下,中国铁路开始从国民经济视角进行战略布局,提出“北战大秦,南攻衡广,中取华东”蓝图,并着力解决运输能力低下的问题。铁道部的建设资金,在这一时期,主要投向了营业铁路的技术改造。上海新站、天津新站、西安新站、成都新站等一大批新客站建成,旅客体验得到改善;进行大规模的铁路电气化改造,迅速提升铁路的运输效率……这些努力,一方面保证了铁路对于国民经济的支撑和服务,另一方面,又使中国铁路在渐露峥嵘的交通运输市场上,保持着必要的竞争能力。

铁路发展“提速”成为关键词

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兴国之要,“要想富,先修路”的思路愈加清晰,中国铁路则理所当然地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

“八五”期间,中国年均完成交通运输业固定投资较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几乎是十余倍的增长;而“九五”期间,这项投资比“八五”又翻了一番还多。

对于普通旅客而言,坐火车的记忆,也在短短二十年中,被快速刷新着:绿皮车、城际列车、动车、高铁。每个阶段人们关注的热点不同,时而是价格,时而是速度,时而是安全,然而,有一个主题词是众所周知和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中国铁路一直在不停地——提速。

1997年至2007年十年间,中国铁路经历了6次大提速,其中普通乘客感受较为明显的就有:

1997年4月1日,首次开行快速列车和夕发朝至列车,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上,火车最高时速可达140公里,夕发朝至列车开通的数量更多,它们被形象地赞为“移动宾馆”,大大节约了旅行成本;

2004年4月18日,开行19对直达特快列车,部分列车时速达到200公里,大城市之间的直达特快更加密集,时间选择余地加强,对地方旅游经济、假日经济促进作用明显;

2007年4月18日,在主要干线上,开行时速200公里及以上动车组,主要城市间的旅行时间大幅压缩20%~30%。

2008年8月,京津城际铁路建成通车。2009年12月,武广高铁开通运营。这两件事,标志着中国铁路正快速驶入“高铁时代”。

“高铁时代”既要镀金又要逐梦

中国高铁会成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火车吗?正当人们对这问题猜测不已的时候,2011年4月,时任铁道部部长的盛光祖宣布,京沪高铁运营时速将从350公里降至300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的高铁,也将降速按时速200公里开行。这意味着,除了少数高铁外,中国大多数铁路线路,均回到了2007年第六次大提速前的状态。

2011年的这次“降速”行动,是在“7·23”甬温动车事故以巨大悲剧震惊社会、引发质疑的背景下,中国铁路做出的纠错之举。当时的一份分析报告将之形容为:“把车速降下来,让人跟上去”。

毫无疑问,中国不会停下高铁发展,也不会停下铁路对速度和效率的追逐。到2012年7月底,中国已建成投入运营的高铁已达21条,总里程接近7千公里。其中,时速300~350公里的高铁占到一半还多。在“四纵四横”客运专线为骨架的高速铁路网络上,以北京为中心,到达全国绝大部分省会城市都不会超过8小时;而上海、郑州、武汉、广州、西安、成都、沈阳等中心城市,也与周边城市各自形成半小时至一小时的交通圈,这基本辐射了中国70%的50万人口以上城市,覆盖人口达7亿多。如此速度飞跃,对国民生活方式和国家宏观经济结构的影响,显然是前所未有的。

高铁已经不仅意味着一种速度,更成为一种新的距离观念,一种新的资源流动模式。它一定会深刻地影响区域经济生态变化,带来人际交流、物资交换和更多领域及层面的调整。而归根结底,它将带给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怎样的改变呢?人们似乎还不能轻易作答。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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