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经预言：中国的城镇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21世纪影响人类的两件大事。如今，预言成真。“中国的城镇化，其规模之大为人类历史所未有，不仅对中国的发展很重要，而且会影响世界。”李克强在当选国务院总理之后的首场记者会上如此表示。
然而一些地方却有意无意地误解了新型城镇化，认为新型城镇化就是“县改市”“县改区”“乡改镇”“农转非”，就是圈地卖钱，将大量的农业用地划为建设用地,多盖楼、快修路;就是“造城运动”，建大城市、特大城市、城市群;就是用行政手段引(逼)农民进城，以急功近利的方式推进城建“一年大变，N年巨变”工程，期待一夜建成罗马城。其结果，一些雨后春笋般矗立的住宅区只是形成了城镇的空壳，没有产业支撑。鄂尔多斯的“空城计”如同一场传染病，在全国各地蔓延，连一些小县城的新区新城都或多或少“赢得”了“空城”“鬼城”的名头。而不少进城农民因无业可就被迫“非转农”，一些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也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保障，失去了希望。
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些地方没有正确理解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及其发展目标，没有正确处理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关系。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内涵是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转换。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目标是通过增强城镇的经济力量，完善城镇的功能，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改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推动城乡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依赖坚实的经济基础，而产业正是经济基础最根本的体现。如果没有产业支撑，片面追求规模和气派，势必抬高农民进入城镇的门槛和成本。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
有“市”才有“城”。一个城市(城镇)的形成，有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生活质量，另一个是就业与发展机会。离开了这两条，城市“门槛”降得再低，要想集聚人口仍是白费心思。城镇作为一个永续发展的地域空间，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产物，其中人是主体，环境是条件，经济是支柱。城镇的发展，最终必须依赖于产业的支撑。只有产业形成一定规模，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才能积累财源，支撑城镇建设投入;才能创造一定的就业机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才能集聚人口，促进市场发展。一个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必然是经济基础脆弱、功能不健全的城镇，必然是缺乏造血功能、没有发展动力的城镇，甚至是渐趋衰落的城镇。而衡量城镇建设发展水平，应该也只能以产业是否发达、吸纳了多少人就业、增加了居民多少收入、城乡居民权利是否得到更有效的保障为标准。
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简单地“摊大饼”，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那些街道整洁却无人问津的“空城”，那些光鲜照人却毫无人气的“空房”，正在警醒人们，有速度无质量、有规模无内涵的城镇化，可能陷入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陷阱”而难以自拔，这与城镇化的本义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当下，各地最应该做的，或许不是急于抛出一个个庞大的造城计划，而是停下来想想这些年的新型城镇化中，有没有“以人为本”的欠账，有哪些制度的樊篱需要拆除，又有哪些城乡居民权利的短板需要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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