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城之殇
剥离古城和个性市长的特殊因素，回望大同五年造城史，其将中国当下的城市发展模式——经营土地、负债发展运用到了极致，成为中国式造城的缩影举国瞩目的新型城镇化决策进入关键时刻。城镇化由一系列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组合而成，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其路径选择，关系到未来中国能否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目前来看，中央决策的天平已倾向于“人的城镇化”，但现实中大拆大建、政府主导突击造城的惯性思维和做法仍未破除。
政府投资强力驱动下，虽实现了城市的急剧扩大，城镇化率大幅提高，但也造成严重副作用。典型症候就是，不论产业聚集能力如何，人为造就许多新城新区，超过实际需要，沦为“空城”“鬼城”。2013年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表示，推进城镇化，“要走集约、节能、生态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
在山西大同样本中，政府短短五年内的大手笔投资，实现了城市面貌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随着执政强人离去和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这个将中国当下的城市发展模式——经营土地、负债发展运用到极致的城市，也暴露出求大求全、超前规划与建设的弊病，以致债务缠身，残局待解。
——编者
晚上8点，大同东城楼上的灯火由远而近依次点亮，照出一座古城的轮廓。脚下的古城墙下宽18米，上宽14米，高14米，城墙上建有望楼12座、控军台2座、角楼2座，此外还有箭楼、月城、瓮城各一座，绵延1800米，蔚为壮观，使人遥想起当年大同作为明代“九边重镇”之首的雄风。
然而，这座城墙并非自然的遗存——在明代大将徐达修建大同城600余年后，一座面积3.28平方公里的古城以45亿元的代价被复建。
与其他城市仅复建几个历史街区不同，大同古城将城墙、护城河、辽金建筑群、明朝代王府以及里坊格局全面复原，原古城范围内的所有现代建筑都拟拆除或被削低，数十万人口也因此搬迁。
重修古城的同时，大同在御河以东建起一座面积42平方公里的新城，内有政府大楼、高标准医院、学校和诸多国际大师设计的大剧院、体育馆、美术馆、图书馆、博物馆等设施，以及知名地产公司开发的楼盘。
这一系列号称“50年不落后、100年不后悔”的宏大工程始于五年前，按照前任市长耿彦波的计划，大同将实现“一轴双城”的城市格局——以御河为界，西边是以3.28平方公里古城为核心的旧城，东边是御东新城。
旧的复旧，新的更新，两翼齐飞。耿彦波希望，大同能以城市建设为突破口，摆脱“一煤独大”的困境，以文化旅游带动城市转型。
正当大同城建规划实施过半的时候，耿彦波于今年2月调任太原，大同城建随后陷入失速状态，不少建设项目搁置，政府负债百亿元、工程队因欠款抢房自救等消息陆续传出。
剥离古城和个性市长的特殊因素，回望大同五年造城史，其将中国当下的城市发展模式——经营土地、负债发展运用到了极致，成为中国式造城的缩影。
衰落
大同为山西省第二大城市，现有人口330万。
因扼守晋北门户，大同自古以来即为军事要塞，在建城2300年间，历经上千次大小战事——胡服骑射、白登之战、土木之变，均发生于附近。历史给大同留下丰厚的文化遗存，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为其煌煌明珠，罗刻满山，鬼斧神工。
1949年后，大同转身成为“中华煤都”，在过去60余年间，向全国输送煤炭24亿吨。1984年，大同市被国务院列为13个全国较大的市之一，与重庆、洛阳、无锡等城市比肩。上世纪90年代，在“有水快流，挖出来就卖”的发展思路下，一批煤老板崛起，城市却走向败落，大同人自嘲：“污水基本靠蒸发，垃圾基本靠风刮，游商基本没人抓，市容基本无人夸。”
2008年，大同城区常住人口60万，其中16万户居住在低矮破旧、潮湿的平房杂院里，冬天最多时100多人排队上旱厕。由于家家户户靠烧煤取暖，空气严重污染；而城市下水系统落后，在一些未经改造的地段仍可看到设在路中间的排污口，污水和垃圾泛着腐臭。法国一位专家去云冈石窟时途经大同，评价其为“世界上最丑陋的城市”。
2001年，贾樟柯在大同拍摄了描画当地失业工人子弟的电影《任逍遥》，铺陈出一种末世情绪——这座城市丧失了改变的力量。当时，有传言说大同矿竭城衰，即将整体搬迁到新疆。
大同遭遇了失去的20年，从沉梦中醒来时，发现原来并驾齐驱的城市已跑出很远，自身的资源优势却逐渐消失——煤炭储量仍然可观，但最优质的侏罗纪煤接近枯竭。这座被时代遗弃的历史名城，面临着弥补城建欠账和城市转型的双重局面。
大同城没落的直接原因是城建资金投入不足。据大同市建委主任李易新介绍，2008年之前，大同城建经费为每年3000万元，这些钱既要盖房，又要修路，还要用于园林绿化，捉襟见肘。
2008年2月耿彦波出任市长后，大同的城建资金一举飙升至每年100多亿元。从2008年到2012年，城建投入共达1000亿元，除去社会资金，政府投入大约六七百亿元。
五年，1000亿元，相当于在1825天里，不论寒暑，每天都有5500万元资金投入这座三线城市的建设之中。
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