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去的这个6月，产能不到500万吨的钢厂亏损了1个亿。”每周都会开会给员工鼓劲儿的河北民营钢厂老板王建（化名）疲态尽显。尽管如此，他仍对《华夏时报》记者坚称：“但我不会大幅减产的。”
库存越多，越是亏损，越是不能停工，甚至连减少产量都很困难。这不是一个矛盾的个案，本报记者调查发现，大型钢铁企业诸如武钢、唐钢、安钢、重庆钢铁、马钢都是这样做的。虽然，宝钢掌舵者徐乐江曾在不久前预言“今年二三季度钢铁行业人会理智下来”；然而，多年过度扩张的钢铁业却在钢企自身、上下游、银行、地方政府等的相互博弈作用下，变得难以理智。
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中央高喊去产能，但地方政府会更多考虑财政收入，执行起来势必会打折。别的不说，单是和钢企绑在一块的银行也不愿意看到因为停产引发坏账风险。另外，很多钢贸商都进行了套期保值操作，钢厂只能不断增加现货来维持期市上的预期。”
赌局被迫继续，有赢家吗？
持续失控的产能
7月10日，在安阳钢铁厂里，工人们依然如往常一样忙碌在大高炉、热轧生产线上，一车车的钢材被拉走，不过细心的内部职工刘勇（化名）发现，并非所有的钢材都有了买家，由于自己厂区放不下这么多钢材，不少被拉到了钢贸商的仓库存放。
库存就是这样被循环积累起来的。中钢协最新数据显示，库存方面，6月中旬82家重点钢铁企业钢材月末库存1355万吨，环比6月上旬1285万吨大幅上升了5.47%。
无奈之下，工信部准备“加码”水泥、钢铁等19个行业落后产能的淘汰力度。近日，工信部正式公布了2013年19个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包括炼铁、炼钢、焦炭、水泥等重点行业；其中，炼铁行业需要淘汰落后产能263万吨，炼钢行业淘汰落后产能781万吨。
在这种情况下，武钢外宣处负责人孙劲告诉本报记者，公司适当减少了产能，但是并未有大幅变动。唐钢外宣负责人孙学君表示，我们适量减少产能，实际上是为了提高产品质量。
分析师李智告诉本报记者，由于夏季是用钢淡季，而且企业亏损较之前严重一些，目前二三线钢厂都有不同程度的减产，但是从这个总量来看，大型钢企的减产意愿并不强烈。
中钢协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粗钢产量达到了19175万吨，创下季度历史新高，同比增长达到9.1%，远高于去年同期的2.5%；5月上旬中国粗钢日产量创下历史新高，达到219.3万吨，环比增长3.02%，其后一直高位震荡。
王建的钢厂已经持续亏损10个月了，今年6月也成为了其亏损最多的一个月份。但是王建对本报记者说，6月份，钢价有了小幅上调，比如盘条每吨涨了30元。
王建向记者道出了出现这种反差的原因：“都怪我错判了国家经济形势，今年全国两会后囤了一批数量不小的铁矿石和焦煤，可新政府并未出台刺激经济的政策，钢价和铁矿石、焦煤的价格一路下降，这让我在那之后几个月用着的原材料从便宜变得昂贵，所以亏损变大了。”
类似于王建钢厂的举动不在少数，刘勇所在的安阳钢铁也是其中之一，他说，“很多大型钢厂都会囤一些原材料。”马钢股份证券事务处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公司一般会囤出20天以上的原材料。”
三令五申下的扩张
78%是国际上评价产能是否过剩的警戒线，若长时间低于这个临界值，则意味着产能过剩，如今我国钢铁产能将近10亿吨，而国内市场需求消费不足7亿吨，产能过剩尤为明显。
实际上，早在2000年钢铁业便开始了大跨越。数据显示，上世纪80年代，中国钢产量平均年增长率还只有5.82%，到了90年代为6.99%，而在2000年至2004年，平均增长率就高达20.71%，我国成为世界钢铁生产第一大国。2003年，中国的钢铁产量就突破了2亿吨，成为世界上惟一年产钢超过2亿吨的国家。
2005年钢铁产量达到3.5亿吨，这一年，国家为了约束发展过乱的产业，发改委发布了建国以来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钢铁产业政策即《钢铁产业发展政策》。
但是钢铁产能扩张却依然在加速，到2008年粗钢产量达到了5亿吨，出现了1000多家钢铁企业，粗钢生产企业平均规模不足100万吨，排名前5位的企业钢产量仅占全国总量的28.5%。
河北钢铁集团总经理、唐钢董事长于勇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到2008年，经过我国30年的改革开放，伴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对钢铁的刚性需求，中国钢铁业完成了规模扩张、装备升级、产品档次提升等原始积累过程。
2009年、2010年政府相继发布了几个钢铁行业调整政策，一个是2009年3月发布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细则》，另外是2010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加快钢铁工业结构调整的若干意见》、《钢铁行业生产经营规范条件》等。主要在全国开展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的措施；但是三令五申并未给扩张过快的钢铁产能降温，反而在2013年以10亿吨产能折射出产业过度扩张的步伐。
刘勇告诉本报记者，在此前的2008年国家四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后，安阳钢铁便有了一个颇为疯狂的扩张跨越，将原来的300立方米左右的高炉纷纷拆除，建了最小也要2300立方米的高炉。
据王建介绍，大高炉可以摊薄成本，很多企业诸如首钢的曹妃甸项目，就建了5500立方米的大高炉，几乎全部使用进口矿和焦煤，虽然这个成本较高，但是大高炉生产过程中对成本的摊薄，以及生产出质量更好的产品，由此而良性循环起来则是不错的一个路子。
“但是首钢曹妃甸的大高炉在2010年前后却遭遇了炉况失常的尴尬。”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对本报记者说，“这个事故持续了一年多才找到病根，而单这一项开支就带来了每个月2亿元左右的亏损，首钢曹妃甸项目2010年亏损31.37亿元，2011年亏损更是高达51.41亿元。彼时却是其他钢铁厂挣钱的好时候。”
谁在阻挡去产能？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作为利润大户的钢铁企业，一度成为当地政府与银行的座上宾，而如今却角色大反转，钢企面临着的却是银行更为严厉的信贷政策与追债，地方政府难以为继的帮扶政策与就业压力。
孙劲告诉本报记者，恶劣的形势下，那些中小钢厂纷纷停产了，我们近10万的职工，考虑到地方社会的稳定，根本不敢停产。而地方政府更是不允许我们停产。
不仅如此，产能过剩的原因在孙劲看来是那些未批先建的“黑户”太多了，全国仅有40%的钢铁产能获批了，另外60%的产能却是未批先建的。
事到如今，孙劲无奈地给记者打了个比喻：“钢铁项目审批就如计划生育，老大是获得准生证的，而老二、老三却是‘私生子’，到现在他们也长大成人了，根本就不可能掐死了。”
何以动辄几百亿上千亿的庞然大物钢厂能够“偷生、多生”？王建道出了个中原委：不管哪一个项目都获得了某些政府层面的审批，不然真的不敢建，企业所落户的当地政府一般是不会将送到嘴边的税收来源关在门外的，结果就是睁只眼闭只眼。
*ST鞍钢内部人士曾告诉本报记者，在鞍山鞍钢素有“十里钢城”之称，上缴税收最高时曾占整个鞍山市税收的70%以上，即使如今降低了，大概也有50%。
正因为此，很多钢企在去产能之路上确实是得到了来自地方政府的“输血”，比如，重庆钢铁这个当地国资委下属的企业2012年便获得了来自于长寿区的5亿元、重庆市15亿元的政府补贴，从而使重庆钢铁顺利转亏为盈。“今年到底有没有政府补贴现在还不清楚。”重庆钢铁证券事务处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
安阳钢铁也在接受着来自政府部门的其他形式的补贴，某接近该公司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河南省出台的廉租房、公租房的建设用钢政策，指定用安阳钢铁的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安阳钢铁的损失。
然而，钢铁企业不断亏损，而地方政府却债台高筑，这恐怕让地方政府自顾不暇。“那么多钢铁企业亏损，地方政府哪里顾得过来。”王建说，“僧多粥少，接下来肯定是大型钢铁企业和具有特色的企业受政府照顾，而很多环保也不达标的企业将难上加难。”
分析师李智则告诉记者，以沙钢为首的钢铁企业纷纷以套保方式来进行去库存，但是这非常考验企业技巧。反过来，这可能会导致企业库存的不稳定。
不仅如此，来自银行的压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大。一位不愿具名人士透露，河北省某钢铁企业6月份刚建成的一个高炉，实际上并不符合生产条件，但是由于两年前与银行签订的贷款协议约定投产的日期到了，该高炉便被强行投产，在点火仅一周后就停产了，而该企业终于拿到了银行的第二笔和第三笔的贷款。
今年3月初集中爆发了银行对钢贸贷款的起诉案件，而某银行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如今放贷这方面已极为谨慎，但已放的款就需要钢厂的产量来保证了，“去年前年放出去的款都在想法收回，其实早在2011年底这个政策就开始了”。
王建告诉本报记者，银行逼债的现象在行业时有发生，而他的一条生产线从开工建设到投产之后，银行信贷人员就经常到厂里看进展。
产能越去越多，到底是谁绑架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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