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某期，有一段话是说王辉的。文章这样写道：“王辉是设计界涌现的新锐之一。38岁的王辉曾在美国接受过培训，现定居北京……1999年他和3名同班同学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URBANUS都市实践，当时他们还在美国接受有关设计师资质方面的培训。”文章中提到URBANUS都市实践在深圳的一个项目——深圳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办公楼，盛赞该项目“俨然一派中国新现代主义风格”。
其实王辉和孟岩、刘晓都只是清华大学的校友，碰巧在美国迈阿密大学攻读“建筑学”时也是校友，3个校友有了想法，于是成立了URBANUS都市实践工作室。
在北京二环内的一个工厂改建的写字楼内，URBANUS都市实践的工作室在这里。明显地URBANUS都市实践就地改造，把一个车间改造得颇有些艺术气质了。粗略浏览一下URBANUS都市实践的作品，不难发现它们均是外观“规矩”，而内里却“有些狂热”。如若不然，URBANUS都市实践何以闻名于世人。
1999年，URBANUS都市实践建筑事务所在美国的纽约成立了，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做了它的“推手”，这在欧美是难以找到的机遇。当时URBANUS都市实践的3位合伙人意识到在中国的建筑界将会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于是便有了深圳和北京URBANUS都市实践的工作室。
“都市村庄”的合理性
URBANUS都市实践一直在做与“都市”有关的文章，他们界定了几个相关都市的命题，比如“都市再生”、“都市造园”、“都市村庄”和“都市复兴”。之所以选择都市题材，3位同学是有理论依据的：21世纪是个城市的世纪。农村时代和工厂时代已经离人们远去了，现在是个城市的时代，人的一切活动似乎都离不开城市，人类创造了城市，相应的城市也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人们所说的建筑也是一个城市环境的建筑，或者是针对某个城市事件的建筑，建筑在宏大的城市背景下产生了机遇，而这个机遇应该是平等的。
URBANUS都市实践在都市的题材中，特别关注了“都市村庄”这个命题。都市村庄的实质性内容是有关城市中的弱势群体的。王辉说，有不少的像URBANUS都市实践这种性质的事务所，大家在基于社会责任感的基础之上，把设计师这个角色推到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层面上，而更现实的一点是设计师在这个都市村庄的前提下，到底能做些什么。
URBANUS都市实践把深圳作为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因为都市和村庄的混合现象在深圳的表现更为明显。URBANUS都市实践做了大量的研究，为此出了书籍，参加国际展览，再现实点就是在URBANUS都市实践设计师的参与下，盖成了实实在在的房子。
“任何一个城市都脱离不开中下层的服务，否则高层的生活就成立不了。”这是王辉的论断，也是URBANUS都市实践长时间对都市所做研究后所得的结论。但城市不可能只是干净、整洁、宽敞，那是人们对城市的误读，城市有它藏起来的一面，那一面是弱者的一面。哪些低收入的阶层怎么生存?他们的生活空间在哪里?住房对相当一部分低收入人群来说不但是生活资料，也是生产资料，那么当城市大面积在拆除后，这些人将何去何从?而城市的高速发展，也使得“城市包围农村”出现了新的生活方式，由此决定城市是一个混杂的多元化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应该是健康的城市。城市的多元化注定了建筑设计者所做设计的宽泛性，URBANUS都市实践很清楚地认识到这点，所以他们想给被忽视的弱势群体一个健康、体面的住所，于是从深圳着手。
大芬美术馆及其他
URBANUS都市实践应用了4个“城中村”的案例做了研究，书出版了，展览也办了，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同行、决策者和读者的认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建筑设计者的社会责任感的表现。
而深圳大芬美术馆是城中村一个的典型建筑，不是指形式的典型，相反它的外形普普通通，但大芬村的人民就是决定把能够代表大芬村的这座美术馆交给URBANUS都市实践来设计，不能不说URBANUS都市实践在城中村的研究中，得到了那里人民的信任。
大芬美术馆的设计初衷是继续保持大芬村“低下”的生产状态，保持大芬村繁荣的城市经济形态，使得城中村从城市的次要角色变身为主要角色。其实大芬村本身是有故事可讲的：这个生产“低俗”文化产品(仿制装饰油画，销往世界各地的生产地)创造了惊人的产值，那也是社会中产化生活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政府希望这种生产能够固化下来，因此出资筹建大芬美术馆，以此来提升这种产业。URBANUS都市实践在此设计中，保留了大芬村的原生存状态，使得城中村的次要位置上升到主要的位置，得到社会认同。这也是这个项目成功的基础，大芬美术馆的设计荣获了多项奖项，包括国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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